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图书馆、藏书机构，挖掘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完成了著作《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重现一介书生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讲述他在深陷被敌伪追捕、生计无着的极端环境中，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

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吴真坦言这本书的写作思路是书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战。“书籍同样是战争的受难者，从中可以看到书籍和人的命运的共振。”

为什么聚焦郑振铎？

2009年，吴真在日本东京大学做研究期间偶然看到一条日寇随军记者关于战时搜集与汇总中国珍稀图书的记载，激发了她探究抗战时期中国古籍遭受“书厄”的好奇心，并随之不断积累资料。其中一个重要个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惊现于乱世，几经易手，最终在郑振铎的努力之下收归国有，她由此将目光聚焦在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郑振铎为中心的、以往少为人知的地下文献保护工作。

事实上，淞沪会战爆发，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走，还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而且他的家里上有老祖母、下有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现实。他决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吴真告诉记者，面对日军的文化暴行，郑振铎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他为自己选择的报国途径是“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

这一决定并非抗战时期一般知识分子认为应该担负的责任，而是郑振铎自觉承担起来的文化责任。站在更深远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拼命打捞这些古籍文物，郑振铎认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复得，毁灭了就无从弥补。吴真指出，当责任落到个人的肩膀上，而且还是在上海“孤岛”苦守的个人身上时，又多加了一层“万一失败则成罪人”的历史负担。

“暗斗”既是一个人的抗战，也是一幅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作者将形形色色的人物置于抗战风云之下，又串联起一部由郑振铎勾连起的抗战群像史：开明书店文人圈、“文献保存同志会”、唐弢、许地山，一同搭建了购买、贮藏、运输、保存的线路，也构成了互相帮扶、沉默抵抗的团体。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的内容，为理解其抗战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鲜活资料。

郑振铎写于1949年的文章曾总结：“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事实上，“一种”古籍可能是几十册，也可能是上百册。“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根据不同数据来源，我的统计是这一万五千余种大约是6万册”，吴真引用郑振铎《求书日录》中的话，“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